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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 公元318年 東晉建 ，前漢亡 08
附錄2︰從南北朝起，東西方社會徹底分道揚鑣
公元3世紀到公元4世紀。
www.biquge001.com東方的西晉和西方的古羅馬幾乎同時進入了貴族主導時期。
當塊煉鐵普及之後，它在春秋時期推動了以國家為組織主體的‘井田制’的破產。但是塊煉鐵很難做出鋒利的農具，入鋒刃的鐮刀，大組織，大調配的組織農業並沒有沒落。個體自耕農因為沒有鋒刃的農具，甚至很難自給自足，就更談不上給國家的穩定稅收。大莊園制度漸漸成為最高生產力的代表，不需要國家組織，但是仍然需要有人來組織分配。莊園制逐漸成為國家土地制度的主體。
那時的農業就好比今天蓋高樓大廈，看著是上千農民工在忙碌，其實沒有那麼幾個，看似很閑的技術員在一旁站著，這個樓就永遠蓋不起來。那時候的貴族就相當于技術員加組織人才。士族也以學習農書為己任。
在莊園生產代表最高的生產力的時候，士族就是莊園生產中不可或缺[][].[].[]的科技師、組織人才。朝廷將荒蕪的農田白送他們。甚至有些農民帶著土地依附他們。可以維持朝廷較高的賦稅，朝廷喜歡他們，農民依賴他們。他們是社會的頂梁柱。
當生鐵鐮刀普及和新的農藝出現，農民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完成生產。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，派人收租即行。這時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稅賦；在農民眼里士族多剝削了一份財富。這時候士族成為真正的寄生蟲。朝廷不待見他們。農民厭惡他們。他們怎麼立足。社會不再需要他們。一個事物的消失，一定是社會不再需要他們。
兩晉南北朝是中國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個特殊“現象”，但是。兩晉南北朝的貴族統治史在世界歷史上卻是個普通“現象”。歐洲在大革命之前，基本上是一個“類”兩晉南北朝的社會模式。莊園式經濟、貴族執政。到歐洲革命，歐洲大陸才走出這一段歷史。日本也長期處于貴族社會之中，所以‘科舉’在日本之實行了一百年，就名存實亡了。科舉只有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才能存活。
由漁民發展起來的沿海國家，由于海運和貿易需要‘高科技’人才，使貴族保持了生命力。沒有脫變成寄生蟲。
在這一時期，東西方文化也較相似。羅馬帝國在3世紀已盛行斯多葛派哲學。斯多葛派哲學認為，宇宙存在一種支配萬物的普遍法則。即“自然法”。這種普遍法則作為自然的必然性，滲透和彌漫于宇宙萬物之中。人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同樣要受這種普遍法則的支配。人的美德就是“順應自然”，德行是唯一的美。
這和王肅引道入儒後的儒學思想何其相似。王肅也是放棄天命論。而提“天道”與德。這里的天道指自然規律。
從東漢時起，冶鐵大多由大莊園來完成，需求產生科技，冶煉技術高速發展。《四民月令》雖也反對商業，但是此書卻教授一些商業方法。因為士族莊園主可以生產超過本身所需的糧食、蠶繭、美酒。這些東西如果不及時賣出去換成錢，將會壞掉。《四民月令》先教授財物的儲存方法，再教授什麼時機下賣出剩余財物才能獲得最大收益。（總不能在麥熟季節賣麥子吧）
所以在士族莊園主主導的社會下，商業必然會發展起來。莊園主要求社會必須流動起來。也因為這些。南朝的商業一直優于北朝，南朝士族地位高。社會流動性更大。
莊園經濟存在之下，社會必然走成流動的自由式社會，王朝也會走成小政府。無為之治嘛，貴族分擔了大部分政府責任，政府為了更多的稅賦必須讓權于莊園主。
士族的專制更殘忍 ，更不法制。石崇一場酒宴殺害三個‘陪酒女’就是證明。
國家政府越弱，貴族越自由。歐洲進入貴族統治以後再沒有統一過。中國也是在走出士族統治之後才從新統一。
可是政府的無為是動搖法制的根本，莊園主們的管理更加不法制。看似更放達（自由）的體制，使人民受到的壓迫不是小了，而是更大了！貴族執政社會看似‘自由’一些。卻嚴重打擊社會公正。貴族最需要的不是人，而是勞動力。貴族最需要的不是人，而是勞動力。他們把人看成‘勞動工具’。他們不關心莊園內人口培育，因為這樣‘造’出來的工具成本太高！購買或者直接‘搶’最劃算！士族社會買人、搶人，比養人劃算，是士族社會模式下人口增長緩慢的一個原因。
西方在羅馬帝國時，人口超過東漢，可是他們在一千大幾百年里，沒有走出士族社會。所以，到了中世紀，全歐總人口比中國少了不止數倍，相當于中國宋代時，宋代人口上億，而歐洲最大國神聖羅馬帝國，本國人口只有大幾百萬。
到1754年（清乾隆年間）的歐洲七年戰爭時期，歐洲大陸貴族耗盡了他們的最後一滴血，歐洲大陸隨後進入大革命時代。戰前歐洲人口少的可憐，德國二百多萬，英國四百來萬，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（奧地利）也都是七、八百萬人。自大革命以後，人口才大量增長。
貴族統治最終還將出現一個可怕的後果。貴族管理成千上萬的部曲，不可能用儒學（儒學是‘先學後信’）；而只能用宗教。宗教是先信哲學，先信了上帝萬能，後面就好蒙了。所謂‘神奇之化易,仁義之功難’。這事被世界史所證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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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晉法律開創的‘雜抵罪’，就是在法律上有效的偏袒了莊園主。沒有這個“雜抵罪”。士族將很難管理莊園里的部曲、客和佃戶。就是說，莊園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條腿，人家只會被罰款。這對部曲來說。形成合法的莊園內恐怖，有利于莊園主組織、調配生產活動。
在莊園體制下，士族世代掌握國家生產的命脈，有了向皇家討要更多特權的資本。新的更有利于維護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。玄學是其中的代表。
在中國，當生鐵鐮刀普及和新的農藝出現，農民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完成生產。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，派人收租即行。這時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稅賦；在農民眼里士族多剝削了一份財富。這時候士族成為真正的寄生蟲。朝廷不待見他們。農民厭惡他們。他們怎麼立足。社會不再需要他們。一個事物的消失，一定是社會不再需要他們。
簡單的說，隨著社會科技發展。農業生產不再需要組織、調配，自耕農，中小地主，成為國家賦稅的主力。社會也就沒有兩晉大地主生存的土壤。莊園經濟不能提供更多的賦稅。而莊園主、大集團大組織的特性又威脅到社會穩定，所以從北魏鋒刃鐮刀普及以後，歷代朝廷都逐漸減少他們的特權，致使莊園經濟最終徹底敗落。
比如在明清，一個地主要管幾千到上萬人，是不行的。管得松了，大鍋飯會“翹工”，管得嚴酷了。地主違法了。你打傷一個就被縣官扔進大牢了。即使是佃戶，地主對這些人沒有‘行為’上的管理權。
當然。莊園經濟徹底敗落有一個很長的過程，歷史學家們認為他們徹底滅亡是在唐末，但是莊園經濟在隋朝時已經不再在中國佔主體地位，這也是為什麼唐朝開國對傳統幾大士族並不感冒的一個主要原因。
中國在從貴族社會向小農社會演變中，除了科技起到的主導作用外，其次就是政府的作用。一個大莊園必定要有法律特權，否則其無法生存。而動輒幾千上萬人的大莊園對社會穩定也起到一定的破壞作用，政府在消除他們的過程中，保護了小地主自耕農的利益，這使得社會向公平一面轉化，社會公正進一步建立。
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，那就是隨著小農經濟的建立，孟子的地位越來越高，當小農經濟在宋朝正式建立以後，孟子獲得了僅次于孔子的地位。
只有在社會貴族制被破壞之後，科舉制才能建立起來，因為貴族要退出自己的利益代表人，他不會容忍科舉制度產生。這便是西方和日本沒有科舉制的原因，同樣科舉制的成熟，更進一步削弱了貴族的地位，使父子宰相、兄弟宰相不再出現，更不會再有四世三公那種現象。社會沒有貴族，沒有人再有以家族權勢影響國家的能力。所以從宋朝之後，任何權相（包括秦檜和張居正）都沒有篡位的可能。因為他們失去了王莽、楊堅那種動輒幾十位子佷替他們管理朝政的社會現實。
在這個篡位的過程中，只有他們的親戚們最配合。因為他一成功，他的子佷們就會成為世襲王爺，而他的同盟者則沒有如此強的願望，因為他們沒有利益上的質變。這就是袁世凱想當皇帝，連他的北洋三杰都反對他。
因此，中國進入小農社會，相對于西方的貴族社會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，為了不使貴族重新崛起，包括儒學、包括選舉制、包括法律都向公正傾斜，不允許社會出現豪強，不允許社會出現大的社會組織和集團。在世界的政治歷史上，只有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，曾經徹底的杜絕了官二代，這一點上令人嘆為觀止，至今驚呼。
古代西方一直疾馳在貴族社會中。而中國進入了農耕社會的最高峰——小農社會。
古代西方一直疾馳在貴族社會中。而中國進入了農耕社會的最高峰——小農社會。中國進入小農社會並不象征著落後。反倒是中國進入公正式社會的標志。
此後西方在貴族社會中發展，包括東瀛。雖然貴族生產力低下，但是貴族從農奴手中剝削的更多的財富（糧油、美酒等）。這些東西不能長期儲存。從而使西方走入商業社會。當然買農奴比養農奴來的方便省錢也是產生貿易的一個主因。這樣西方很早的進入了‘商業社會’。這是一個較自由（相比于小農社會）而缺少正義的社會。以奴隸貿易為主的社會當然缺少正義。
商業社會在一千年中落後于中國的小農社會。今年剛有了科學的根據。2014年西方通過測定東西方古人的遺骨，來獲得古人每日攝入的熱量卡路里。到兩漢時期，中國人每日攝入的熱量已基本和西方同一時期的人看平。略微低一點點。到了隋唐，中國人每日所獲取的卡路里明顯超過西方同一時期。兩宋差值達到最高。到了明後期，開始回落，後面就比人家差得遠了。這科學的證明了，中國出離南北朝的三百年之後，從進入小農社會初期的隋朝開始，在隨後的一千年里。大多數西方人比中國人過得窮。大多數西方人成為農奴，這個觀點本身這就是毋庸置疑，只是以前拿不出科學證據。?
貴族社會。個個貴族有勢力，使得戰亂不斷，西方社會承接了這個歷史特點，除了在宗教獲得絕對權力那一個極短的時間內。戰爭得到些許的克制。其它時間都是戰亂不斷。遠的不說，從三十年戰爭算起，每隔幾十年整個歐洲都有一場大戰。尤其是一個重要國家的繼位戰，往往引起數國參戰，後面又西班牙王位爭奪戰；帝國皇位爭奪戰；號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七年戰爭（此戰役，甚至乾隆也參戰了），最後引起了歐洲大革命，戰爭就更加殘酷。
而中國進入了農業社會的最終頂峰——小農社會。小農社會由于缺乏社會中堅力量。而走成了一種大政府，公正社會。由于農民分散。沒有力量，許多大事需要官府來調動，如隋朝修運河，秦漢、明朝修長城，這在貴族社會中是不可能做得。這樣中國形成一種大政府。而社會底層缺乏士族有效的管理，士族有權有力，甚至屬于半官方，他們甚至對地方上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。而在小農社會下，地方上小地主和宗族長老，不管是在力量、威望和權勢上，都不能和士族同日而語，這時儒家中的“義”被引入小農社會，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仁義的意識形態。孟子在隋唐之前是不文明的，從隋朝文中子開始，一級一級被人重視，到了宋元達到高峰，成為亞聖。
孟子在宋代被豎立起來，不是他自己變得高深了，也不是人們突然讀懂他了，而是社會需要他了。在貴族被中國社會徹底拋棄之後，不管是上層還是社會最底層都失去了原有的‘秩序’。這樣‘義’被深刻引入社會。 所以中國進入了一個比較公正而相對缺少自由流動的社會。
農業社會並不是一直就優越于游牧社會，當鐵具出現之後，農業社會一舉超越了游牧社會。而當機器出現之後，商業社會成功轉型，超越了農業社會。在工業時代以前，商業社會主要生產力農奴，也生產不出更多的物質，用于交換的商品非常有限，相比農業社會，就奴隸多點。而進入工業時代之後，社會物資大量復制，商業社會在生產力上一舉超越農業社會。
今天，我們都知道儒學被叫做‘孔孟之道’。可是沒多少人知道，這只是宋朝之後的稱呼，宋以前，這位孔子的隔世弟子，孟子的地位很不高。直到唐朝安史之亂後，社會動蕩才被韓愈重視。
到五代十國時，城頭變換大王旗，在五十年里出現了五個朝代，還衍生出許多個小國（被史學家認可的就是十個）。這時君臣之義缺乏到極點，底層神會秩序也被完全打破。《孟子》才被皇帝重視，稱為《經書》。宋朝開始對孟子及《孟子》破格提拔。
我們驚奇的發現，孟子崛起的過程正是士族最後徹底衰亡的時代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！
孟子在宋代被豎立起來，不是他自己變得高深了，也不是人們突然讀懂他了，而是社會需要他了。在貴族被中國社會徹底拋棄之後，不管是上層還是社會最底層都失去了原有的‘秩序’。這樣‘義’被深刻引入社會。‘義’在社會上層引申為‘忠義’。
而‘義’在社會底層開放出正義之花。我們知道封建社會是無力管制到農村的。一直走的是農村自制的路。隨著士族在社會中消亡，宋朝之後的小農社會的農村中，宗族長老既沒有士族的法律特權，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財力、人力和威望。‘義’成為其管制村民的倫理基礎。‘義’在這是起到了‘法’的作用。社會出現更高一級的公正。淡定點兒，我們不能以今天對‘公正’的心理準繩來衡量他。
在不講法律的組織或集團當中，‘義’都不約而同的被賦予‘法’的作用。如一個爭天下的集團，一開始是義薄雲天——提三尺劍，替天行道；再後來是義不容辭——除暴安良；最後是見利忘義。
鋼指戒(未完待續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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